在近期举行的全球烟草与尼古丁论坛上,澳大利亚便利商店协会首席执行官西奥·福卡雷发表主题演讲,以“澳大利亚经验:从全球标杆到失败典型”为题,犀利指出该国现行烟草政策已陷入“危害与混乱”的恶性循环。
“澳大利亚已成为政策失败的反面教材,”福卡雷直言不讳,“尽管政府仍自称拥有世界领先标准,但现实是非法尼古丁产品如海啸般涌入。我称之为‘烟草战争’——非法尼古丁市场规模已超过其他五大有组织犯罪领域的总和。”
福卡雷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推行了全球最激进的消费税政策——每包合法香烟售价高达45-50澳元(约合215-240人民币),但过去十年吸烟率始终未见下降。“他们杀死了下金蛋的鹅,因为消费者转向了更便宜的选择。”
极端税收政策催生了庞大的黑市。据其透露,有组织犯罪集团甚至开始接管农场非法种植烟草,各州政府不得不组建特别行动组应对。“店主每月需支付5000澳元保护费,否则面临店铺被焚威胁。有店主向警方报案后,次日便遭车辆冲撞店面,最终被迫停业。”
福卡雷批评政府既忽视行业早期预警,又拒绝采纳企业资助的研究数据。如今当非法烟草消费占比可能高达60%时,官方才承认问题严重性。他还抨击政府反电子烟立场导致多数民众误认为电子烟比传统卷烟更危险。
尽管政府出台包括百万澳元罚单、房东连带责任条款等新规,福卡雷指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我们耗费十亿资金,既未降低吸烟率也未保障民众安全。”
因为激进的控烟政策,澳大利亚曾一度被视为烟草控制的“全球标杆”,通过高额税收与严格管制试图实现无烟社会的理想。然而,近年来,其烟草政策却逐渐陷入“危害与混乱”的恶性循环,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扭曲了正常的卷烟市场秩序,催生出规模庞大的非法贸易,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并引发社会安全危机。
本文将从市场结构、税收政策、执法困境与监管逻辑四个层面,剖析澳大利亚烟草政策的失败根源及其对正常卷烟市场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高税收政策:催生黑市泛滥的“双刃剑”
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依赖高额烟草税作为控烟核心手段。目前,澳大利亚一包20支装卷烟的平均价格高达40至50澳元(约合215–240人民币),位居全球首位。然而,这种极端税收政策并未如预期般降低吸烟率。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的吸烟率未见显著下降,而非法烟草市场却呈爆炸式增长。
据FTI Consulting 研究报告,澳大利亚2024年非法卷烟已占全国总销量的50%,较六年前的14%大幅攀升。高额税负使合法卷烟成为奢侈品,而黑市产品以低廉价格迅速占领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消费者在价格驱动下转向非法渠道,合法零售商销量锐减,政府税收反而从2020年的163亿澳元暴跌至2025年的74亿澳元。这表明,脱离市场承受力的税收政策不仅未能抑制消费,反而破坏了正常市场供需平衡,助长地下经济。
二、非法贸易:侵蚀市场秩序与社会安全
非法烟草的泛滥已超越单纯的经济问题,演变为威胁社会安全的系统性危机。澳大利亚便利商店协会首席执行官西奥·福卡雷指出,非法尼古丁市场的规模“已超过其他五大有组织犯罪领域的总和”。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走私、非法种植乃至暴力手段控制黑市供应链,甚至迫使店主缴纳“保护费”,否则面临店铺被焚毁的风险。
更严重的是,执法资源不足与法律漏洞加剧了非法贸易的猖獗。全澳仅有1%的集装箱接受检查,销售非法烟草在许多地区甚至不构成刑事犯罪。这种低风险、高利润的犯罪环境使黑市迅速规模化、专业化,进一步挤压合法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常卷烟市场在非法产品的低价冲击下失去竞争力,消费者转向无质量保障、无监管的非法产品,公共卫生目标反而被架空。
三、电子烟管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
澳大利亚在电子烟监管上采取全球罕见的“处方模式”,自2024年10月起仅允许药房销售电子烟,且需经医疗咨询或处方。政府声称此举旨在将电子烟定位为“戒烟工具”,防止青少年使用。然而,这种过度严格的管制同样面临现实挑战——
合法渠道萎缩:电子烟店、便利店等传统零售端被排除在外,合法市场发展受阻;
黑市电子烟激增:与非法卷烟类似,未经监管的电子烟通过黑市流通,成分不明、质量堪忧;
公众认知混乱:政府反电子烟立场导致多数民众误认为电子烟比传统卷烟更危险,阻碍了减害替代路径的推广。
这种“一刀切”的监管模式未能有效区分成人消费者与青少年群体,反而助推非法市场扩张,削弱了电子烟作为减害工具的潜在价值。
四、政策僵化与行业失语:治理失效的深层原因
澳大利亚烟草政策的失败,更深层次源于治理体系的僵化与沟通机制的缺失。福卡雷批评政府“既忽视行业早期预警,又拒绝采纳企业资助的研究数据”,直至非法烟草消费占比可能高达60%时,才承认问题严重性。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立,导致政策脱离实际,缺乏弹性调整空间。
此外,联邦与地方政府在执法与税收政策上的分歧也削弱了治理效能。例如,新南威尔士州长呼吁降低烟草税以遏制黑市,却遭联邦财政部长断然拒绝。这种“为征税而征税”的僵化思维,使政策陷入路径依赖,难以应对市场动态变化。
五、结论:澳大利亚经验的警示与启示
澳大利亚的烟草政策实践,从“全球标杆”沦为“失败典型”,其教训深刻而多维——
税收政策需与市场现实匹配,过度征税若脱离消费者承受力,只会催生黑市,破坏正常市场生态;
执法与监管必须协同推进,缺乏有效执法的严格管制只会为非法贸易提供温床;
政策制定应注重科学证据与行业沟通,闭门造车式的治理难以应对复杂市场行为;
电子烟等新型产品需差异化监管,简单禁止或过度医疗化可能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的案例提醒各国政府:烟草控制并非“越高税越有效”,也不是“越严越好”。健康的公共政策应建立在市场规律、社会现实与科学证据之上,否则即便出于善意,也可能走向目标的反面,陷入“越管越乱”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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